马一浮少年学书时即取法唐碑，喜欢欧字，对欧阳询、欧阳通父子碑帖下过苦功。他的楷书取法欧褚，远绍魏晋，于欧阳询《九成宫》、王羲之《曹娥碑》、虞世南《夫子庙堂碑》最勤。他二十岁后，曾遍览魏晋六朝诸碑，取北碑之雄强，增其书之筋骨。他说过：“写楷书，要明隶法，切忌楷气十足。不然总少了古拙之气，难成气候。”无“楷气”正是马一浮楷书之突出特征。观其楷书，有行草之生动，又兼有碑意，这也使他日后随笔所写的书札，既具“闲雅”之味，又兼有六朝人的气息。
答啬庵诗稿27cm×16cm年78岁作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藏
马一浮书法流传最广、最为人称道的应是其行草书。他的行书取法于二王，以王羲之《兰亭》、《圣教》为主架，参入北魏强其筋骨，以索靖《月仪》逸其趣。而以《圣教》得法最多，无论是点画、笔法，还是间架、结构，甚至行距、章法，受到《圣教》的影响，行笔明显带有《圣教》的痕迹，即将每个字的间架结构尽量写紧，而把字距尽量拉开，给人以空灵清新、温和高雅之感。
行书临河离群五言联.5cm×33.3cm×2浙江图书馆藏
此外，比他早一辈的沈曾植书法对他影响甚大。沈氏以草书著称，取法广泛，融汉隶、北碑、章草为一炉，碑帖并治，又得力于二，体势飞动朴茂，其书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，风格独具，为时人所推崇，马一浮不自觉地受其影响。然两者在审美的取向上又不尽相同，正是马氏对右军“两序”的长期浸淫，才有沈氏所缺的娴熟洗练的笔致和清新超逸的意象。
行书自作诗遣暑小品35.0cm×42.5cm年76岁作浙江图书馆藏
正如钱仲联评二人诗歌所述：“沈奇伟，马淡雅”，准确地道出了两人在书风上的不同之处。如果说马一浮学沈曾植，更多是受时风所熏染，是取得其表，内涵的追求则是不同的。他说：“人谓余书脱胎寐叟，此或有之，无讳之必要。
篆书得尽且申十言联.1×20.3厘米×2浙江图书馆藏
然说者实不知寐叟之来踪去迹，自更无从知余书未到寐叟，甚或与之截然相反处。”他总结自己的书法是“加以别择，美者存之，丑者去之”，其书正是克服了沈曾植之书的“纵横驰骋”、“委曲缤纷”而失之“怒张横决”，追求其“孤神独逸”的境界。
草书崔伯玉草书势横披35.5cm×.6cm年80岁作浙江图书馆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