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顺治十四年（西元年）十一月，江南省会江宁府（今南京市）的江南贡院（乡试会场），上百名秀才群聚在贡院的夫子庙前集体哭庙，这群读书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公然地哭天抢地，只听到苍天无眼！取科不公！请孔夫子作主啊！的口号喊得震天嘎响，有些人甚至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昏过去。因哭喊声实在惊人，江南贡院内的帘官们（驻于试场的官员）闻讯，纷纷出来了解情况并试图安抚这群秀才，想不到有几名秀才一看到帘官，立刻一股脑的气冲上心头，按耐不住内心的激愤，竟出拳殴打了帘官，让现场更加混乱，最后惊动了官府，两江总督不得不派官兵到现场维持秩序。
原来是甫结束不久的江南乡试，放榜结果因过于离谱而引起地方哗然，许多赫赫有名的才子文人，几乎多数都名落孙山，仅有少数几个幸运登科，反观其他上榜的多数都是富贵大户的纨绔子弟，大都是平日不学无术、才华平庸之徒。地方上盛传乃因本次主考官方犹、钱开宗二人徇私舞弊，公然定价、收受贿赂，才让这次乡试的结果如此离谱不堪。搞得声名狼藉的两人，在离开江南贡院时，还被落榜的秀才们沿路丢石头追打狂骂，狼狈地落荒而逃。
自科举制度实施以来，在当时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下，士子们寒窗苦读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，获得功名以光耀门楣，而科举的录取率非常低（乡试的录取率约５％），有人考了一辈子都考不上，因此历代朝廷对于科举的公平性相当重视，对舞弊的行为均明订律法予以重罚。
这次的科场舞弊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一路闹到北京城里，终于传到顺治皇帝的耳中，让他勃然大怒。原因之一是他在当年的七月，曾特别召见方犹、钱开宗二人，还当面告诫他们说：江南素称才薮，今遣尔等典试，当敬慎秉公。倘所行不正，决不轻恕。想不到方、钱二人胆大包天，竟将圣谕当成马耳东风，一到江南就与地方官僚、士绅串通起来收受贿赂。原因之二是一小群失意的秀才，杀伤力远大于一大群饥饿的农民，引唐代的黄巢为鉴，他就是因屡次落榜，最后一气之下率领农民造反，所以知识分子的矛盾与不满兹事体大，处理不好会动摇统治基础，必须要格外谨慎。
因为案子实在闹得太大，朝野一时之间议论纷纷，这时有个给事中官员名叫阴应节，与两江总督郎廷佐，两人都上奏弹劾江南主考弊窦多端，请立赐提究严讯，以正国宪，重大典。于是顺治皇帝下旨将方、钱及十八名同考官全部革职，并押解至京师刑部，严行详审。同时决定对本次江南新榜的举人进行复试，以鉴别真伪，复试定于次年（）三月在京城举行，由顺治皇帝亲自主持。
当时有个中举的文人名叫吴兆骞，本是江南有名的才子，他是少数凭真本事上榜的举人，并未贿赂主考官，与这次的科场舞弊无关，却因榜上有名而成为涉案嫌疑人，也被召往京城参加复试，原本的幸运上榜此时却变成命运的不幸，这一去让他从此归不得家乡。
由于这次参加复试的人都被当成行贿的嫌疑人，顺治皇帝规定他们全部要戴上枷锁刑具，且派军队全程武装戒备，每名考生同时由两名持刀的士兵在背后戒护监视，考场气氛格外森严，让所有应试的考生不由得心生惊惧。加上时值北方严冬，而这群考生都是南方人，很多人都冻得直打哆嗦，又被气氛搞得紧张不已，当场有人就不堪身心负荷而晕过去，根本无法应试。
话说那吴兆骞乃一介书生，生平从没见过这等阵仗，当下也吓慌了，摊开试卷的刹那，脑袋一片空白，平常文思泉涌的他，此刻因紧张害怕，竟然战栗到不能握笔，写不出半个字来，最后交了白卷。
复试结果仅有七十四人通过，顺治皇帝认定科场舞弊案确定，立即下旨严惩，方、钱二主考官最后被判斩决，其余同考官十八名全部处绞刑，妻子家产均被没籍入官。而那吴兆骞虽然最后被查明并无行贿，但因复试交了白卷，也被革除功名，另外被责打四十大板，不但家产被查封没收，本人与妻子还惨遭流放到宁古塔（今黑龙江省宁安县），堪称是史上最冤枉的倒楣考生。
顺治十六年己亥（西元年），吴兆骞当时年二十九岁，自京师出关前往流放地宁古塔，在北大荒劳改生活了二十三年后，终于在康熙二十年（西元年），经诸多友人努力营救，筹了赎金两千两，以认修内务府工程的名义赎罪放还。但因长期在严寒生活，他早已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，回来竟大病了数个月，后来转赴北京治疗。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（年11月24日），因病客死于北京，享年五十四岁。